浅议对社区服刑人员脱管行为的认定

日期:2014-11-11
 

叶树伟

依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规定,社区服刑人员必须服从社区矫正机关的监管。监管措施对社区服刑人员设定了两条最基本的法律义务:一是定期报告;二是未经批准不得离开居住地。这是非监禁刑罚在保障社区服刑人员社会功能不致丧失的前提下,对其课定的最低限度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社区服刑人员一旦违背这两项义务,则势必造成“脱离监管”的法律后果,社区矫正机关可由此援引《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项对之提请撤销缓刑、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防范脱管是社区矫正机关执法活动中面临的首要问题,不少学者及社区矫正工作者对如何防范脱管撰文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但笔者认为,现行立法及相关补充规范性文件均未对社区服刑人员脱管进行必要的定义,表述过于笼统。对于脱管行为和责任的认定,在实践中也遇到颇多难点。如不能对“脱管”加以清晰的定义,对脱管行为的认定予以立法规范,则社区矫正执法将不免走入误区。

所谓“脱管”,即社区服刑人员违反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及相关规定,不履行报告义务,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居住地域或请假外出后逾期不归,故意脱离社区矫正机关监督管理的行为。对于脱管的完整定义,现行的《实施办法》并未予以明确,只是在第二十六条中列举了两类脱管行为,一是“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擅自离开居住的市、县(旗),经警告拒不改正”,二是“拒不报告行踪”。然而,实际监管过程中出现的脱管问题可谓林林总总,情节繁复,仅凭上述条款难以对脱管行为准确认定。

一、“脱管”的行为认定

社区服刑异于监禁刑罚,概因不存在物化的高墙铁窗,故而对于社区服刑人员脱管的行为形态的认定长期存在争议。现实中,对于脱管的行为形态认定,通常有“拒不报告说”和“失联说”两种认定标准。

所谓“拒不报告说”,即以社区服刑人员是否存在应报告而未报告,或经社区矫正机关问询而拒绝报告的行为。一旦社区服刑人员出现上述行为形态,即可认定脱管。实践中,“报告”与“报到”常被混淆。根据《实施办法》第六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报到”是指社区服刑人员在裁判生效或离开监所后首次到社区矫正机关办理登记接收手续;而“报告”是指社区服刑人员宣告入矫后向司法所履行的定期汇报义务。

所谓“失联说”,即以社区矫正机关无法通过电信、网络等手段联系到社区服刑人员为标准,一旦社区服刑人员出现“失联”,即可认定脱管。

两种截然不同的脱管认定标准,遂引出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脱管时间的起算点。应从最后一次应报告时间起算,还是从失联之日起算?

1、“拒不报告说”的内在合理性及认知差异。定期或按照社区矫正机关的要求履行报告义务,是社区服刑人员的一项核心义务,也是最能体现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本质属性的义务。因此,以社区服刑人员拒不报告或无理由未报告作为脱管行为形态的认定标准,是符合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精神的。将最后一次应报告而未报告时间作为脱管时间起算点,在日期上明确而易于认定。然而,在实践中,“拒不报告说”受到了很大的质疑与挑战。笔者在从事具体执法过程中,遭遇过人民法院在受理因社区服刑人员脱管而提请撤销缓刑案件时,法官并不采信社区服刑人员未报告事项的理由,而是要求社区矫正机关提供最后一次通过电信方式联系社区服刑人员的记录。人民法院在裁判脱管案件时,倾向于实际的脱管时间,倾向于采信能够证明社区服刑人员脱管的直接证据,法官通常会要求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积极督促社区服刑人员履行报告义务,主动确认实际脱管时间和证据。可见,法院对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案件采取的是事实认定,而非仅仅是书面材料的审查。因而,“拒不报告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审判机关与执行机关对其的认知度并不一致。

2、“失联说”的内在合理性及举证困境。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司法所应当为社区矫正人员确定专门的矫正小组。在日常管理中,与社区服刑人员保持接触的也应是社区矫正小组成员,尤其是矫正专职干部与社工。《实施办法》对于社区服刑人员履行报告义务的具体形式也未予限定,一些采取分级分段管理的省市,对于表现稳定的社区服刑人员也允许以电信联系等方式进行报告。矫正小组与社区服刑人员的沟通联系记录,似乎更具备脱管行为认定的合理标准,而具体的来电、去电记录以及短信记录,符合诉讼法上关于书证的证据规定,使人民法院易于采信认定。但对于相关证据的采集,对于社区矫正机关的日常监督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甚至超出了社区矫正机关现有的监管能力,形成举证困境。从立法上看,对于社区矫正机关执法人员的取证权没有高位阶法律的明确赋予,电信部门没有法定义务向社区矫正执法者提供证据。在硬件建设方面,社区矫正机关也缺乏区级层面的电信平台,能够精确记录与社区服刑人员的联系时间及内容,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更值得一提的是,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其脱管认定并不需要时间上的连续性,偶然一次的电信失联即认定为脱管而加以收监执行,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二、“脱管”的时间计算

脱管现象在社区矫正监管过程中实际经常发生。除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外,缓刑、假释罪犯短暂的脱管并不会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只有当脱管达到一定时间量,才会触发对脱管人员的惩戒机制。

首先,脱管时间的计算,应以连续时间计算,还是以累计时间计算?如某社区服刑人员被要求每周报告,其本月脱管时间达三周,第四周履行报告义务后,次月再度脱管三周,累计已超过一个月,是否可予报请撤销缓刑?《实施办法》中并未出现“连续”或“累计”的字样,但实践中通常采取连续脱管时间计算的方式。

其次,《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对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脱管时间做了不同的规定。对于缓刑、假释罪犯,“接受社区矫正期间脱离监管超过一个月的”才符合撤销缓刑、假释,收监执行的条件,其脱管需要持续满一定的时间。而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仅需出现“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擅自离开居住的市、县(旗),经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拒不报告行踪,脱离监管的”情形,即符合收监执行条件,没有连续时间的规定。在实践中,《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项未能得到坚决的贯彻落实,不仅人民法院适用的情况很少,社区矫正机关也往往要等到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脱管至一定时间后方才引起警觉,在管理力度上与缓刑、假释罪犯区别不大。

再次,脱管状态持续期间的中断问题。《实施办法》及相关的执行细则,对于缓刑、假释罪犯脱管时间的连续和中断未予规定,即何种情况下脱管状态中止然后重新计算。社区服刑人员在脱管期间内恢复履行报告义务,或在非法越界的状态下返回所居住的市、县,当然会中断脱管时间。那么,根据人民法院所倾向于采纳的“失联说”,脱管对象在脱管期间通过电信或其他方式与社区矫正机关恢复联系,可以作为中断脱管时间的依据么?2012年末,嘉定区一名犯信用卡诈骗被处缓刑的罪犯张某,因背负债务而外出躲债,未能按时履行报告义务。为避免因脱管受到社区矫正机关处罚,张某委托第三人向司法所转达其目前行踪,并希望今后借助电信联系的方式进行报告。区司法局经研究后认为,《实施办法》课定的定期报告义务,具有人身不可替代性,张某委托他人代为报告,并不能改变其脱管行为的性质,不构成脱管连续时间的中断,电信联系方式也不能替代本人报告。最终张某因脱管超过一个月被人民法院撤销缓刑。如果将电信联系方式排除在脱管时间中断事由之外,则与“失联说”相矛盾;如果允许以恢复联系来中断脱管时间,则又大大有损于社区矫正执法的严肃性。

三、“脱管”的主观因素和责任排除

根据刑法重要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行为人追究法律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脱离监管行为的构成,也应以社区服刑人员存在主观过错为要件。《实施办法》仅在第二十六条关于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脱管的规定中,将“擅自离开”、“拒不”作为脱离监管的情节之一,似乎应以主观故意为必要条件。但在实践中,社区服刑人员脱管的原因比较复杂,以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并不能涵盖脱管行为发生的主观方面。以“可归责于社区服刑人员自身的原因”来取代“主观故意”,作为是否免除社区服刑人员脱管监管责任的条件,似乎更为恰当。

以“可归责于其自身的原因”为标准,社区服刑人员在受迫状态下的脱离监管行为是否需要追究责任,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1、身体受迫下的脱管。

社区服刑人员因国家机关依司法权、行政权采取强制措施以外的原因,人身自由受到强迫,无法履行报告义务,或无法回到所居住的市、县,其脱管责任是否可予排除?

2013年初,社区服刑人员管某突然与司法所失去联系,行踪不明长达月余,嘉定区司法局多方组织追查均无结果,遂准备启动撤销缓刑程序。失踪长达一个半月的管某最终主动向司法所报告情况,原来其因拖欠债务,被债权人扣为人质,长时间受到非法拘禁,后乘人不备逃出,向警方报案。区司法局因其脱管行为系受到他人非法拘禁,人身自由受到强迫,系不可归责的原因,最终未对其进行处罚。

社区服刑人员往往社会关系复杂,交往圈子良莠不齐,因经济纠纷发生人身伤害、胁迫事件并不鲜见。社区矫正机关一方面应及时排查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经济状况,做好教育引导;另一方面,对于此类身体受迫下的脱管,包括受到外力侵害和不可抗力制约的因素,不宜援引《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施加处罚。

2、意志受迫下的脱管

社区服刑人员因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出于意志恐惧,离开居住地或隐瞒行踪,造成脱离监管事实的,是否可予排除责任?

社区服刑人员孙某因沉迷赌博,债台高筑,举借巨额高利贷而无法偿还。债主多次组织社会闲散人员向孙某发出人身威胁,并至孙某家中打砸抢。孙出于恐惧,擅自离开居住地前往外省市躲债长达数月。对于孙某脱管行为的认定存在两种意见:一是孙某的人身安全遭受现实威胁,其意志受到强迫,外出躲避系人之常情;第二种意见认为,孙某举借高利贷从事赌博行为,本身已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此造成的人身危险,系可归责的原因,且孙某可以通过报案求助警方的方式来回避危险,擅自脱管逃匿并非最合理的选择。最终,区司法局采纳了第二种意见,依照《实施办法》对其提请撤销缓刑。

可见,对于社区服刑人员意志受迫下的脱离监管事实,应分析具体原因,分清责任归属,最后予以准确定性。

四、完善脱管认定的路径

脱管的认定、防范,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问题,关系到刑罚措施的贯彻落实。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条路径着手,进一步完善对脱管的认定。

1、统一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对脱管行为认定标准的认知,以及对脱管时间起算标准的认知,防止出现口径不一、标准相异的问题。从规范执法标准的角度看,“拒不报告”说有更合理的内涵,也相对更具可操作性。

2、立法赋予社区矫正机关调查取证权,在社区矫正执法范围内有权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调取证据。同时建立成规模的电子定位、电信联系平台,增强社区矫正机关的取证能力。

3、规范脱管时间的起算、计算方式,以及脱管时间的中断情形,以利于社区矫正机关作出是否追查、处罚的决定。应明确唯有社区服刑人员本人亲自恢复履行报告义务,方能中断脱管连续时间。

4、明确将不可归责于社区服刑人员的原因所造成的脱管责任予以排除,维护社区服刑人员的正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