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政调研(2017年第3期)

日期:2017-11-03

走出矫正小组虚置化的困境

社区矫正科 叶树伟

运用小组工作(social group work)的方式,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日常监管帮教,既是《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8条的明确规定,又是广大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普遍共识。

小组工作,或称团体工作,最早起源于美国,其意义在于使小组中的活动与决策不是来自团体内或团体外优势的影响,而是来自知识、理念和经验的分享与整合。经由小组工作者的操作,协助团体同其他团体和社区建立联系。在社区矫正领域,小组工作存在的价值也源于此,即利用小组成员多层次、多身份、多专业和多角度的优势,形成互助体系,针对具体的帮教个体,使之获得成长。

自实施办法正式实施五年来,各地矫正机构在探索矫正小组构建、运作及效果评估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实践。在涌现出一批富有成效的成功案例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矫正小组在中国社区矫正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水土不服问题。有观点认为,矫正小组片面强调全覆盖,强行实现一人一组,大量的矫正小组实际上效率低下,客观上增加了办事难度,小组工作记录只是为了应付检查考核,不仅可操作性较低,大部分矫正小组实际处于虚置空转状态。矫正小组更多只是体制内行政化运作的触角,距离真正的社会化还相差甚远,甚至有人提出“矫正小组无用论”。

那么,矫正小组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如果我们选择保留它,又该如何使之走出虚置化的困境呢?

一、矫正小组存废问题探讨

如果没有矫正小组,简单的将全体社区服刑人员置于集体化的无差别管理之下,其效果将远远劣于监禁矫正中的罪犯班组。主张废除矫正小组的观点,不外乎是“因噎废食”式的思维。对于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而言,矫正小组的存在至少有以下四点现实意义:

(一)专群结合,社会资源的提取器

实行专群结合,坚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既是社区矫正制度的特色,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以矫正小组为依托,立足社区、依靠社区,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促进公众参与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管教育帮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模式。[①]

如果我们对社会资源进行图景化的分析,它不应该是呈片状的,而是呈现枝叉状的特点,枝理相连,层层延伸。如果根系粗大,则最终获取的社会资源必然枝繁叶茂。矫正小组正因其组成人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得单一小组可能长成茁壮之树,真正体现出社区公众的力量,促进公众参与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教育帮扶。

一个优秀的矫正小组,应当是社会资源的提取器,如根系汲取社会资源的养份为己所用。小组成员可以从多层面介入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引导,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社区基层组织、家庭、单位等可以共同为社区服刑人员营造一个宽松的改造环境,使他们重新扮演正常的社会角色,促进其与社会之间尽快实现互融,从而达到积极、良好的矫正效果。

试想,假如我们废止了矫正小组,单一依靠行政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在丧失大部分社会资源介入的情况下,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回归融入无从帮助,在放归其进入社区之后,行政力量事实上也无法真正起到对其约束的目标,实际效果可能还不如监禁矫正来的更好。

(二)成员互动,罪犯改造的成长体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流动体,人与人的交往互动是社会发展的活力源泉。人们在交互过程中实现成长,但交互本身是一个中性词,社区服刑人员在负性的社会圈中交互,得到了对其本人和社会均有害的成长结果。矫正小组存在的意义,是在社区矫正期间为其建立一个强化的社会圈,帮助其在人生迷茫阶段,通过与小组成员人格的正向互动,得到有益的成长。

在监禁矫正中,除了与监狱民警和有限的社会进监帮教力量的互动外,大部分时间里罪犯只能与同监罪犯互动,很多情形下得到的成长结果是负面的,即所谓的“交叉感染”。社区矫正相对于监禁矫正的优势,正是为罪犯营造一个良性成长的环境。1949年美国小组工作者协会指出:小组工作者在各种小组中,通过小组互动与方案活动达到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目标的完成。[②]在当今美国,小组工作广泛运用于戒毒、戒酒、社区矫正及青少年人格矫正等各个领域,并取得良好的成效。可以这样认为,一切基于社区的戒断矫治工作,都是与小组工作密不可分的。我国社区矫正脱胎于公安机关行政管理下的监外执行体系,小组工作缺乏传统,在实践中遭遇体制和文化上的不适应是可以预见的,但正因于此,需要我们借鉴国外法治社会成熟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加以逐步改良,而非简单一弃了之。

(三)增强功能,异化人格的治疗室

社区服刑人员是社会功能弱化或缺失的群体,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其人格异化,对社会的敌视与防备心理,以及对重新融入社会并得到公众谅解可能性的怀疑;二是社会排斥,罪犯因其人格污点,被全部或部分排斥在经济、政治、家庭、社会文化和国家福利之外。

这两者之间实际是相生相伴,互为因果的,如果没有及时的社区矫正工作措施加以介入,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矫正小组存在的价值,一方面在于矫正其异化人格,消除对社会的负面心理,帮助其重新融入社会;另一方面也在于反社会排斥,抵消社会排斥对社区服刑人员人权带来的侵害和挤压。

一个优秀的矫正小组,应当成为社区服刑人员人格的治疗室,除了帮助与纠正偏离的人格外,还应为其阻挡外界的阻碍,通过有目的的小组工作,协调增强其社会功能。

(四)有效运作,帮教措施的落脚点

再有效的矫正措施,也需要一个平台和落脚点来施展。矫正小组的出现,为广大矫正工作者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围绕社区矫正而开展的小组工作,实际是一种具体而有效的运作方法,凭借小组成员之间的协作互助,引导全体成员(包括社区服刑人员)在小组活动中形成良性互动,建立彼此信任依托的关系,并以社区服刑人员个人能力和需要为基础,获得有益成长的经验。

我们不应当将矫正小组简单的视为日常监管触角的延伸,小组成员的任务也不应被单纯定义为“看住盯牢”、“列管夹控”,它的内涵与外沿十分丰富,但我们却在实际工作中有意无意的限制了矫正小组的应有之义。对矫正小组作用功能的狭义化,使得“运作”一词被片面理解为“监管”,反倒使得帮教措施失去了应有的活力。社区服刑人员与矫正小组成员之间缺乏可信任的互动,这是大部分矫正小组沦于虚置化的重要因素。

综上四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矫正小组陷入虚置化的困境,并非其本身无价值,而是其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掘。矫正小组不应讨论其存废,而应关注如何改良和强化的问题。

二、虚置化的根源探究

(一)行政色彩,社会化程度过低

说到“专群结合”,在十年试点期间,上海社区矫正强调“群”的因素相对较多。早在2003年,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市综治委在《关于推进“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试点工作的意见(试行)》中就率先提出“组建职业化、专业化的禁毒、社区矫正和社区青少年管理队伍”[③],适时建立起了规范运行的社会工作者组织和社会帮教志愿者组织。从这些社会组织的建立初衷来看,在于通过民间力量配合政府部门开展矫正工作。但由于其在场地、资金、工资方面对政府、街道、司法所的严重依赖,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并未得到体现。名义上是民,而实际上是官。无论是人员的配备、资源的获取还是工作任务的分工,都是以政府为主,行政化倾向较为明显。[④]当时,曾有学者提出过“社工回归本位”的观点,但受制于路径依赖,仅有极个别社工点进行了部分尝试,且很快归于沉寂。

在《实施办法》正式实施后,出于加强司法行政机关执法权威的需要,对“专”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但行政色彩的加强进一步坐实了社会组织“体制化”的事实,本应体现社会化工作效果的矫正小组,在泛行政化背景下显得碌碌无为。

从矫正小组成员的构成来看,泛行政化的弊病已是十分昭然:

1、司法所专职干部作为小组负责人,实际不可能完成现有制度赋予其的使命。且不论各地司法所建设程度不一,相当地区的司法所还是“一人所”,即便在公务员编制配置充足的发达城区,社区矫正专职干部一人也需身兼十数个或者数十个矫正小组负责人,分身乏术,实际上不可能真正介入到每个小组中去,更不可能对如此众多的小组成员施加有效影响。在司法所各项工作繁重的现实下,专职干部更多的只能坐镇办公室,通过信息化软件遥控指挥,仅在个别小组工作中出现重大问题甚至危机时加以干预并上报更高层级的矫正机构。

2、矫正社工专业性没有得到很好体现,大多沦为专职干部助理,从事简单的事务性工作。毫不夸张的说,作为社会工作者,目前大多数从事矫正工作的社工是与社区脱节的。笔者注意到,相当部分的社工疏于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现实情况,往往电话连线村居委干部,委托其代办本应由他们开展的社会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社工可以清闲无忧,恰恰相反,他们埋首于文件堆,帮助专职干部处理大量事务性工作。在专职干部被抽调安排其他工作任务时,甚至需要他们代行专职干部职权。而在许多司法所长眼中,司法所全体工作人员“分工不分家”,具体事务是可以相互委派补位的。这样做或许有利于司法所具体工作的开展,但对于社工专业化成长无疑是有害的,也间接妨碍到矫正小组专业化的形成。

3、志愿者身份绝大部分属于体制内,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志愿者,尤其是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志愿者。笔者一直认为,矫正小组中的志愿者不应包含村居干部。诚然,村居干部是基层协助开展矫正工作的重要力量,他们可以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存在,但不应替代志愿者的作用。然而,现实中的矫正工作志愿者基本上由村居干部构成,据了解,大部分为村居委中的调解主任。他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调处村民居民间的民事纠纷,专业背景非常单一,往往将矫正工作视为“做坏人的思想工作”,对于如何做好专业化的小组工作没有概念,也没有精力。实际上,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在各个年龄层中并不缺乏有社会责任感的志愿者。但正因为矫正工作社会化程度低,社会公众知晓度低和认同度低,导致很多志愿者不了解矫正工作,或心生畏惧驻足不入。

4、公安派出所民警在矫正执法权移交司法行政机关后,普遍将之视为“司法局的任务”,参与热情低,尤其体现在对非本区户籍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帮教上。从派出所与司法所的协作来看,公安机关大多“退后一步”,除非检察机关开展专项检查,否则很少会主动靠近,配合矫正小组开展工作。

5、矫正民警作为重点重要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小组的成员,在处理疑难问题上确实体现出一定的价值。但作为“外来和尚”,又是区级社区矫正中心平台之上的执法力量,他们与矫正小组其他成员,尤其是村居一级的小组工作力量结合是不足的。矫正民警的任务也基本局限于个别教育、训诫,且工作风格受制于监管场所带来的惯性与定势,其作用发挥受到限制。

6、社区服刑人员家庭、单位成员本应是矫正小组中极为关键的工作力量,但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的。首先,敢于铤而走险谋取利益的犯罪人,通常在其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出于我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影响,其他家庭成员一般很难对其产生有效的约束劝导;其次,大量的社区服刑人员家庭处于分离或破碎状态,包括丧亲、离异,以及异地分居等状况;第三,社区服刑人员身份一般对工作单位保密,出于社会排斥的普遍存在,其本人通常不会对单位透露罪犯身份,社区矫正机构出于对其社会功能的保护,也不会轻易对其单位吐露,这导致在“八小时以内”社区服刑人员基本游离于矫正小组工作触角之外。

行政色彩浓厚,其实并非社区矫正工作管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本意,但正因社会化程度过低,迫使行政力量不得不在许多情况下走向前台,扮演不应由他们扮演的角色。

(二)千人一面,小组构建无特点

2012年以后,大量社区服刑人员进入社区矫正工作视野,许多地区的在册和累计矫正人数出现井喷。出于“一人一组”的考核要求,矫正小组的建立变成程式化的流水线工作。在实施入矫宣告后,矫正小组即告成立。在入矫接收任务较重的时候,有时每天同一班人马需要反复建立多个矫正小组。在没有更多社会力量辅助的情况下,社区矫正机构没有精力也没有资源针对特定社区服刑人员建立有特点的矫正小组。

且不论针对其类型、类别、犯因、家庭环境等分析组建小组,连最基本的因素也难以考虑。比如,部分外籍罪犯进入矫正,司法所甚至很难找到从事翻译工作的志愿者,被再简单不过的语言障碍绊住了腿。对于涉毒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禁毒社工也基本没有参与到矫正小组中来,很自觉的在禁毒办与司法局之间划清工作鸿沟。对于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除了监管教育与成年人分开实施外,其矫正小组成员的构成以及具体帮教措施与成年人并无二致。

社区服刑人员甲的小组,无差别适用于社区服刑人员乙,看似荒唐,却是实践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刑罚个别化是罪犯处遇制度中的基本原则,刑事实证学派的学者们力主建立以个别化为中心的刑事矫正制度。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个别化教育矫正的重要作用,却唯独在矫正小组构建的问题上实现不了个别化,“千人一面”。如果有一种药物声称能够包治百病,那么其疗效必然不可信;同理,如果同一套小组阵容可以适用大部分社区服刑人员,这样的矫正小组不落入虚置化的困境才是奇怪的。

(三)平均用力,力量配置无重点

“二八原则”,即将百分之二十的工作力量运用在百分之八十的一般对象身上,将百分之八十的工作力量运用在百分之二十的重点对象身上,这是符合科学逻辑的观点。但遗憾的是,在实践中,我们基本看不到该原则的有效应用,甚至出现了“倒二八现象”,个别矫正机构出于政绩的需要,将大量工作精力投放于本就表现良好,社会功能完整的社区服刑人员身上,而后宣传所谓的“教育矫正效果”。在矫正小组的构建上,科学的工作力量配置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平均用力的现象普遍存在。一方面,有矫正工作者抱怨工作繁重,精力不济;另一方面,他们却不愿意对当前社区服刑人员个体开展评估预判,将一部分可以节约的工作精力抽出来用于需求更为迫切的项目。这也许出于一种“懒政思维”,另一层意义上也是“草木皆兵”心态的体现,司法所会很自然的认为,所有社区服刑人员都是存在风险的,假如对于某名对象的监管帮教措施减少了,矫正小组成员配置降低了,可能会在考核成绩甚至责任追究上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四)成效不明,评价系统待制定

相比于过去以重新犯罪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现行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考核方式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唯重犯率”的思维仍在许多矫正工作者的脑中占据上风,尤其是对村居委的综合治理考核,完全将重犯率与工作实绩划上等号,不仅缺乏科学性,且容易造成村居委对接收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多前科罪犯、难改造罪犯及流动性大的非本市户籍罪犯的畏难情绪,在人户分离的情况下,经常相互推诿,形成纳管困难甚至漏管。

成功的小组工作,对于降低社区矫正重新犯罪率肯定是有助益的,但将两者完全等同,又是极不科学的。我们需要对矫正小组的工作成效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尤其不应当将重犯率指标这座大山压在村居一级。从整个矫正工作体系来讲,越往上层越应体现出规范化、标准化,越往下层应越体现出个别化、特色化,司法所和村居作为矫正小组开展工作的最基层,应是最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对它们的评价应当建立在走访率、反馈率、帮扶次数、重大问题解决次数等更加理性的指标基础上。

(五)定位不清,社会排斥难应对

2013年,上海市发布了《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发展纲要》,其中关于矫正小组的论述是这样的:“作为最基础、最基本的监管单位,社区矫正小组要切实发挥作用。要将社区服刑人员情况掌控贯穿工作始终,将深入社区服刑人员社区和内心贯穿工作始终,将落实教育矫正措施贯穿工作始终。”

这实际上是对矫正小组的核心功能进行了定位,虽然表述的后半部分较为中肯,但前半部分对矫正小组的基本定位仍然立足于“监管单位”。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位表述没有能够很好的反映出矫正小组存在价值的应有之义。如果仅仅出于监管的需要,我们大可不必花费周章去讨论矫正小组的构建、配置、专业化及社会化问题,监管单位的职责是确保被监管人员处于稳定可控的状态,保证其遵规守纪、服从管理,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式的小组构建路径,带有监禁矫正的单向思维色彩。真正能够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实现互动成长的矫正小组,应是一种建立在平等融入基础上的互助单位。矫正小组的定位核心,应当是如何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社会排斥问题,包括消除其对社会的敌视排斥,缓解社会对有犯罪污点人员的歧视排斥。说到底,犯罪行为是犯罪人对现有社会关系的破坏,基于恢复性司法理念,矫正小组的定位,不应是监管者,而是恢复者。笔者相信,一个建立在成熟帮教互助基础上的矫正小组,成员与对象之间形成频繁有效的互动,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监管。

三、如何做实矫正小组的帮教功能

(一)淡化行政色彩,实现矫正小组社会化

淡化行政色彩,让社区矫正真正面向社区,走向社会,第一步就是要实现矫正小组的社会化。我们需要解放一部分人,引入两部分人。

一是要解放社会工作者,将他们从繁杂的司法所事务性工作中释放出来,社会工作者绝不应成为政府部门的编外工作人员,他们的使命应当围绕各个矫正小组展开,与志愿者通力配合,了解掌握第一手矫正资料,在自身能力可及的范围内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应对社会排斥。

二是要引入真正的志愿者力量,关键要发展壮大体制外的志愿者,尤其是具备专业特长的志愿者。

三是要引入更加广泛的社会力量,将矫正小组工作以项目化的形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面向全社会进行招投标,在各社会组织之间形成良性的竞争。

(二)分层次分重点配置工作力量

在形形色色针对矫正小组改良的方案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应针对社区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矫正难易度,制定不同版本的矫正小组配置,这是极富远见的工作策略。我们应至少制定以下三个版本的矫正小组模式:

1、强化版矫正小组。针对重点人员、多前科人员、高风险人员等建立强化版矫正小组,由社区矫正专职干部或矫正民警担任小组负责人,主持小组日常工作,资深社工配合负责人开展工作。强化版矫正小组的工作目标在于确保社区服刑人员服从管理,不对社区形成危害,同时通过教育矫正手段,促使其向一般社区服刑人员过渡。

2、标准版矫正小组。针对一般社区服刑人员建立标准版矫正小组,由资深矫正社工负责小组日常工作的开展,普通社工和志愿者加以配合。标准版矫正小组的任务,在于促进社区服刑人向表现好、风险低的方向过渡。

3、简配版矫正小组。针对低风险人员、表现良好的初偶犯、短期犯、社会适应性较好的社区服刑人员等建立简配版矫正小组。简配版小组由普通社工负责日常工作开展,志愿者加以配合,重点发挥社区服刑人员家属在小组中所起的作用。多个简配版矫正小组可连贯形成互动大组开展活动。

标准版和简配版矫正小组应建立小组联席会议,由社区矫正专职干部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司法所每月召开一次矫正小组联席会议,召开一次社区矫正犯情动态分析研判会。小组联席会议与动态分析研判会各有侧重,前者以一般对象为主,后者以重点对象为主;前者以帮教活动开展状况及阶段性评估为主,后者应以对象个体思想行为分析为主。最终形成的动态分析研判报告中,应当加入小组联席会议纪要内容。

(三)科学配置成员,提高矫正小组专业化

矫正小组成员专业程度不足,一直是困扰小组工作效果提升的主要障碍。经过专业训练,具有专业背景的小组工作者,在开展小组工作过程中,能够通过发挥自身专业优势,运用专业理论和方法,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帮助其重新融入社会。配置矫正小组成员,如同体育赛场上安排出场阵容,需要科学配置,发挥每名成员的专长,充分体现其价值。

科学配置小组成员宜遵循以下原则:

1、层次性

一般而言,小组成员的配置应体现层次感,成员从专业化程度划分,应当有以下三个层次:专业化成员、准专业化成员、普通成员。

专业化成员包括矫正民警、资深社工以及在某个领域内具有专长的志愿者。

准专业化成员包括普通社工、具有帮教经验的志愿者。

普通成员包括一般志愿者、村居干部、社区服刑人员家属等。

专业化成员应当是矫正小组的负责人,制定小组工作方案,确定小组工作重点,解决社区服刑人员出现的疑难问题。准专业化成员配合开展工作,解决社区服刑人员出现的一般问题。普通成员承担辅助工作,负责日常与社区服刑人员频繁接触,发现问题及时向小组成员通报等。

专业化成员可以身兼多个矫正小组的主持工作,向小组工作联席会议负责,并在小组工作中做好“传帮带”,在准专业成员中物色培养专业成员。

2、针对性

小组成员的配置,应当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实际状况加以确定。作为分类矫正的一部分,矫正小组成员应根据其罪错、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风险因素、家庭环境等因素,决定矫正小组成员的构成。

(1)决定小组级别和规模,即小组版本(强化、标准、简配)。

(2)在确定版本后,根据分类因素,决定参与小组工作的成员具体人选。

(3)在矫正开展一定阶段后,可以通过深挖犯因,找到其犯罪根源,对小组成员加以补充或更换。

3、灵活性

矫正小组成员不应是一成不变的,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的表现出现起伏、反复、突变等,是较为常见的现象,小组工作除了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外,对小组成员的构成也可以灵活调整。

(1)因级调整。根据分级矫正的要求,在不同处遇级别,对小组成员进行调整。例如,社区服刑人员因表现较差被上调至严格管理,同时变更小组版本,由专业化成员进入小组接管工作。

(2)因段调整。根据分段矫正的工作思路,在入矫段、矫正中段以及临解矫段,对矫正小组成员进行微调,以适应当前矫正阶段的特点。

(3)因事调整。根据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如出现意外因素,导致矫正条件出现变化时,应及时对成员进行调整。如社区服刑人员突患疾病时,可以加入有医学知识的志愿者;出现重大心理问题时,可以由心理学专长成员进行干预;出现与用人单位劳资纠纷时,可以加入有相关法律特长的成员加以正确指导等。

(4)因需求调整。可以借鉴需求导向型帮教的思路,根据社区服刑人员主动提出的要求加以评判,如要求合理的,可以按其要求对小组成员进行调整。

(四)建立客观准确的小组成效评价体系

应以司法所为单位,对本辖区内矫正小组群,以联席会议的形式,开展阶段性成效评估。在社区服刑人员终止矫正后,对小组工作的筹备、开始、中间和结束的各个阶段和环节进行科学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不断调整和完善小组工作。[⑤]

评估工作应围绕四项系数展开:

(1)基本评估系数:以矫正小组成员接触和访谈社区服刑人员次数和时间进行基本量化评估,足够的接触时间是提升矫正工作质量的基本保证。

(2)反馈评估系数:以社区服刑人员主动向矫正机构报告、主动汇报思想次数和时间进行反馈量化评估,从侧面反映小组工作成效。

(3)社会适应性系数:以改善社区服刑人员家庭支持系统、帮助就业、解决现实生活及心理问题等进行事件评估,以反映小组解决和应对社会排斥的能力。

(4)负面评价系数:以社区服刑人员违规违纪、重新违法、重新犯罪等进行负面事件评估,以发现小组工作中的缺陷与不足。

以上述四项评估内容,作为对单一矫正小组进行量化评估的基础,建议只对标准版以上矫正小组加以评估。评估系数比重应以基础评估系数为决定因素,切忌以是否重新犯罪武断小组工作成效。

(五)矫正小组应有效发挥反社会排斥作用

社会排斥是双向的,一方面社区服刑人员对社会发生排斥,不认同当前社会共识与整体价值,在受到排斥过程中不断积聚反社会倾向;另一方面社会对社区服刑人员发生排斥,主要体现在“标签化”和“污名化”,对之进行歧视孤立,并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一系列连锁式的排斥后果。

矫正小组的工作定位,无疑应当着眼于对两者间的相互排斥,采取有效的工作方法,予以抵消化解。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转变社区服刑人员本人及其周边群众的观念

我国有着漫长的重刑主义传统,一般公众对有罪错人员的容纳度较低。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矫正小组应当为社区服刑人员营造一个适宜服刑改造的小环境,至少在其生活圈内消除排斥,转变与之有关人员的观念。行为的取向来自于思想的先导,要让社区服刑人员看到自己“善”的一面,并将这份善的因素放大,使他们树立“我能够重新融入社会”的观念,让周边群众感受到诚意,增加整个社会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接纳程度。

2、建立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情感支持

人皆有情,积极正性的情感能够使社区服刑人员群体呈现昂扬向上、生机勃勃的健康态势。矫正小组应当为社区服刑人员建立起足够的情感支持体系,包括家庭、单位、社区等外界的各个方面,增加其对社会的归属感。在以往的小组工作中,我们的力量大部分施展于社区服刑人员本身,但对其家庭的关注度不够,忽视了情感因素的作用。如果仅是为了监管,那么矫正小组未必会比矫正民警或公安民警做的更好,小组建立的意义,不在于增加强制性的外力,而是提供内化式的情感动力。小组工作应当积极将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成员纳入小组团体,形成连动式的情感支持链条。

3、为社区服刑人员创造平等的社会竞争机会

竞争与保障一直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两大主题。当前处于改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竞争压力长期存在并呈现加剧的特征。社区服刑人员作为社会功能缺失的弱势群体,能否得到平等竞争的机会,是衡量社会排斥程度的重要指标。在实践中,个别矫正工作者遇到不服从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时,采取过错误的应对手段。如告之其租赁房东罪犯身份,或向其工作单位通报身份。这种做法实际是剥夺了社区服刑人员本就有限的生存和竞争机会,加剧了社会排斥。矫正小组的工作守则之一,就是不破坏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功能,并尽量为其创造平等的社会竞争机会,包括职业介绍、技能培训以及具体生活困难的解决等等。

此外,矫正小组还应当为确有需要的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得到物质帮助的机会,并在小组工作中遭遇到的政策排斥及时向上级部门通报,寻求解决途径。

(六)小组成员可以突破地域限制

直至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实务中的大量工作仍是以镇、街道司法所为单位开展的,尤其是作为矫正基本单元的小组工作,更是下沉到村居一级。社区矫正工作既依附于行政区域体系,从中汲取了大量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但同时也受制于这一体系,跨行政区域的资源调配就相对困难。如果单一区域内的资源特别匮乏,或社区服刑人员一时找不到可以与之相关联的地域资源,则矫正小组的构建就尤其困难。

在实践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下列问题:

新成立的居民小区暂时没有居委会,或居委干部没有到位,找不到志愿者,矫正小组只有空壳,没有实质;社区服刑人员居住于商住两用房、单位宿舍、商铺的,因没有村居委,找不到合适志愿者,矫正小组建立困难;社区服刑人员系在校学生的,如长期住校,矫正小组难以建立,假期回原户籍地的,矫正小组更无从谈起;一些直属于央企管理的地域,与地方政府没有直接隶属关系,更没有成熟的社区力量和志愿者队伍,矫正小组建立比较困难;流动性较大的社区服刑人员,因矫正小组频繁更换导致矫正效果不尽人意;因衔接不畅造成社区服刑人员列管地与实际居住地不一致,使小矫正小组建立困难,或虽能建立但工作触角难以延伸。

现代工商业社会人口流动频繁,实际居住情况千差万别,矫正小组必须具备应对上述复杂情况的能力。对此,笔者有两点建议:

1、至少在区(县)级层面,突破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工作地域限制,研究跨镇、街道矫正小组工作的构建与工作机制,做好街镇之间的工作协同与配合;

2、建立一支不从属于镇、街道层面的独立志愿者队伍,由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调配,视需求充实到相关矫正小组中。

小组工作作为打开社区矫正工作之门的钥匙,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已得到国内外大量研究者和实践者们的佐证。小组工作的社会化程度是表,其恢复性功能的体现是里,唯有表里合一,方能走出一度令我们驻足迷茫的虚置化困境。



[①] 马辉、张文彪主编:《社区矫正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②]蔡泽涛:《社区矫正中运用小组社会工作方法的经验实证研究》,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编《社区矫正研究论文集》2013年版,第439页。  

[③]仇立平、高叶:《路径依赖:强政府体制下的上海司法社工实践》,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④]范燕宁、谢谦宇、罗玲等编著:《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  

[⑤] 朱久伟、王志亮主编:《刑罚执行视野下的社区矫正》,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