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政调研(2017年第1期)

日期:2017-02-08

关于建立嘉定区环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可行性研究

专业司法所  邵安妮

 

内容摘要】在采集分析嘉定区环境纠纷现状及城乡现状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理论研究,指出了环境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对突破本区环境纠纷处理困境的价值,探讨了嘉定区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纠纷中人民调解制度的现实意义,提出并论证了建立和发展嘉定区环境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应当走专门化、多元化、协调化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欣欣向荣,民众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环境纠纷正呈逐年上升之势。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今天,迅速加快和范围日益扩大的对环境基础的影响,将法律制度远远抛在后面。人类的法律必须重新制定,以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的普遍规律相协调。迫切需要的是……加强现有的避免和解决环境纠纷的方法,并发展新的方法。”[1]当下,由于诉讼程序的严格规范化和调解的灵活简便、经济性等程序优势以及环境纠纷的特点,使环境纠纷非诉调解机制广受关注,它对环境纠纷司法诉讼机制予以补充,有利于推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促进我国法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环境纠纷民间调解制度概述

(一)环境纠纷

今天,快速的经济发展和高增长的GDP导致环境问题更加凸显,人为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后果逐步显现,环境民事纠纷由之产生,如工业生产排放的污染物导致大气、水、土壤环境恶化,进而对人们的健康和财产造成损害,受害者与排污者之间就产生了纠纷。

1.环境纠纷的含义

目前我国环境法学界对环境纠纷的范围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环境纠纷是指因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及其管理而发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包括环境行政纠纷、民事纠纷和刑事纠纷。”[2]狭义的环境纠纷单指环境民事纠纷,即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因环境问题产生的利益冲突。广义上的环境纠纷涵盖范围广泛,成因也千变万化。本文的研究对象限于狭义的环境纠纷,即环境民事纠纷。从污染的类型来看,“可以将环境纠纷划分成生活型环境民事纠纷与产业型环境民事纠纷。产业型环境民事纠纷是由产业型公害而导致的,产业型公害是指由工业生产、开发、农业生产等产业性活动所产生的公害,例如工厂排放废水废气废渣;农业生产设施用农药而产生的有毒物质”。[3]生活型纠纷是日常生活中的污染行为所引起的,主要发生在相邻而居的居民之间,如饲养动物产生的恶臭气味、生活噪声给邻里带来的困扰等。

2.环境纠纷的特征

(1)环境纠纷具有复杂多样性

首先,引起环境纠纷的原因复杂多样。环境纠纷既可能由违法行为引发,也可由合法行为引起;既可能因为排污者的行为导致,也可能因为受害人自身或者第三人的行为造成。诱因的多样性致使环境纠纷类型复杂多样。

其次,环境纠纷涉及的利益复杂多样。环境纠纷除了涉及到个人的健康权、财产权,还涉及到单位的自主经营权、排污权,社会的经济发展、公共利益,国家的环境管理权等等。社会价值的多元性造成了众多利益的交错,使利益的权衡成为解决环境纠纷的重点和难点。另一方面,当环境纠纷受害方人数众多时,每个个体的利益各不相同,环境纠纷的解决要兼顾受害群体与侵权人之间的矛盾,受害个体与侵权人之间的矛盾以及每个受害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2)环境纠纷处理的困难性

污染原因的多样性、纠纷涉及利益的繁复性、污染鉴定的技术性、污染损害的潜伏性等问题最终导致环境纠纷处理的困难性。而当事人经济实力的悬殊、信息的不对称等加剧了当事人双方公平对抗的困难。长久以来,环境案件立案难、取证难、因果关系证明难、执行难等问题已经凸显于司法实践过程中。环境纠纷的处理不仅因其是一个法律难题,更因为它涉及到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难以一蹴而就。

(二)环境纠纷民间调解

根据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环境纠纷一直保持在每年10万件左右。但是从1998年以后,环境污染纠纷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递增,纠纷数量呈现急剧上升趋势;1999年增加到25万多件,2000 年则超过30万件,2003年突破了50万件,在短短6年多的时间里增加了四倍。”[4]随着环境纠纷数量急剧增加,有限的司法资源已难以满足人们对环境纠纷解决的需求,因此,环境纠纷非诉调解机制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人民调解作为诉讼外解决机制的重要方面,开始散发出新的光彩。

1.环境纠纷民间调解的含义和性质

环境纠纷民间调解是指环境纠纷当事人在中立第三方民间机构的协助下,自主协商,对环境民事纠纷解决达成合意的过程。环境纠纷调解具有自治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特性。

(1)环境纠纷民间调解的自治性

环境纠纷民间调解的自治性体现在参加调解的双方当事人权利自治。权利自治是指当事人对专属于自己的求偿、诉讼等权利享有行使、放弃或部分放弃的权利,并对如何行使享有选择权。在调解的整个过程中,当事人有决定是否调解的自愿;有选择调解方式、调解人员的自愿;有是否达成调解协议的自愿;有决定是否申请法院确认调解效力的自愿。当事人的自愿是调解进行的基础,纠纷的当事人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时相互协商、妥协,这是调解的重要特征和独特魅力所在。

(2)环境纠纷民间调解的社会性

首先,环境纠纷民间调解的社会性表现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私力),在司法行政部门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工作(公力)。因此,环境纠纷民间调解一方面使私力救济法律化,另一方面使公力救济私人化,使二者呈现交错互动的态势。

其次,关乎利益的社会性。环境问题不仅威胁到周围居民的健康和安全,还会造成环境质量恶化、自然资源枯竭等严重后果。环境纠纷不是单纯的个体行为,更关乎社会公益。环境纠纷民间调解的社会性决定了纠纷处理的价值取向,即维护社会公益,抑制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个体行为。

2、环境纠纷民间调解的意义

(1)构建和谐社会

以民间调解的方式解决环境纠纷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一定的推动力。对和谐的追求,要求我们解决纠纷的手段既要平和、稳妥,又要贯穿理性的判断和利益的衡量。人民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恰恰是对此有效手段的合理阐释。调解的协商、妥协、非对抗性的特点有助于增加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及和谐度。

(2)保障良好秩序

我国人民调解相关立法将其价值目标定位为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是对秩序价值的追求。环境纠纷民间调解致力于弥补行政、司法资源的不足,为妥善处理环境纠纷助力,通过协商和妥协,解决利益冲突,恢复或重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有序模式,从而为保障稳定的社会秩序贡献力量。虽然人民调解是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但其正常行使离不开社会风俗和伦理习惯,更易受到人们普遍遵守。

(3)协调利益关系

调解的达成往往需要当事人放弃某些权利,而这种选择只要不违公益、不背良俗、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就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可以说,调解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达成某种“放弃”,而这种“放弃”是为了达到各方利益的协调,使效益总和最大化。由此,环境纠纷人民调解所关注的是当事人双方的利益、长远的环境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多赢结果。

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就《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的时候指出:“调解结案更符合‘司法公正’的实质要求。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纠纷的真相和他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自愿选择的处理结果应当说是最符合他们的利益需求的,也最接近当事人追求的实体公正”。[5]

二、环境保护新格局下人民调解制度的价值

(一)建立环境调解委员会的必要性

人民调解源自于儒家文化友好克制的精神,是中国特色的矛盾化解手段。因为人民调解有着分布广泛、扎根基层、不伤和气、灵活便捷等特征,在处理冲突中有着其它冲突处理机制难以取代的功能,业已变成国内纠纷处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为减少与预防民间冲突、解决社会纠纷、保障社会和谐实现了突出的功能。

然而,在环境领域,纠纷解决途径仍然缺少多元化,诉讼是大部分群体在自己合法权益受损时会想要运用的维权手段。但我国的环境诉讼却不容乐观,大量环境污染纠纷没有进入诉讼程序,未反映当前环境纠纷多发的现状。对于当事人环境案件存在起诉难,举证难、胜诉更难;对于法院存在审理难,判决难,执行亦难的情况。

由此,一种能够平衡各方利益,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实质公平的解纷手段必定会进入公众视野,继而寻求法律上的合法存在,以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人民调解制度就是顺应新时期经济发展阶段的,能够有效解决环境损害民事纠纷的解纷手段。因此,建立我区环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确有必要。

(二)构建环境调解委员会的可行性

从宏观上来说,环境损害民事纠纷除了具有一般纠纷的主体广泛且具有不确定性及不平等性、处理的困难性等一般特征之外,通常还具有地域性强、具有可预见性、社会危害性大等自身的特征。这与人民调解制度解决纠纷的及时性、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相互对应。使得人民调解在解决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中体现出了极强的现实可行性。再者,救济的成本高低也是群众在解纷时考虑的重要方面,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人民调解是不收取费用的,这更加说明了人民调解制度的运用在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中可大有作为。

另一方面,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立法促进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我国《人民调解法》的颁布,让有关人民调解的法律规范上升到了国家法律层面,调解的公信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人民调解协议效力问题随着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经法院确认有效后,终于获得了等同法院判决强制执行的效力。这将鼓励更多纠纷当事人使用调解方式寻求权利救济之道。将人民调解制度应用在解决我区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之中是顺势而为,必然可行的。

三、嘉定区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纠纷中人民调解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概述

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即是指在处理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中适用人民调解制度。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具有复杂多样性、地域的广泛性、主体的群体性及特殊性、处理的困难性、广泛的社会危害性、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等特征,这些特性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及时、就地、不拘形式、便民利民,能够及早发现矛盾、尽快解决矛盾,尽量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特征存在着天然的契合性,二者有效结合,一方面能够实现及时解决农村环境损害民事纠纷的目的,另一方面还能够推动人民调解制度的落实与发展,为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积累经验,是为解决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而进行的有益探索。

1.农村环境损害民事纠纷具有复杂多样性。

农村环境损害民事纠纷往往涉及人数众多,涉及的利益复杂多样。因此,涉及公益的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不能简单地以民法加以调整,这就给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更高的要求。再者,农村环境损害民事纠纷有着多样化的请求形态,纠纷当事方的维权请求部分是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的请求,部分是赔偿损失的请求,大部分的是多种请求同时出现。

2.农村环境损害民事纠纷的主体特殊

农村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中受损害农民群体处于弱势地位。具体体现在,第一,受损农民群体经济实力薄弱。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许多重污染企业大量向农村转移。一旦发生环境纠纷,侵权方往往拥有雄厚财力,而受损害方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占有较少社会资源的广大农民群众,两者经济实力悬殊很大。第二,受损农民群体往往法律意识淡薄,不能及时运用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至于环境损害纠纷不能及时解决,随着时间的积累,纠纷容易升级为暴力性冲突事件,进而增加了农村环境损害民事纠纷处理的困难性。

3.农村环境损害民事纠纷处理的困难性

由于在农村环境中,环境污染源在同一时期和同一地点具有多种类型的交叉性,污染过程具有累积性,污染危害的表现又多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导致认定因果关系难;同时,由于环境污染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递减性,且环境纠纷具有高度专业性。环境危害行为的认定不仅涉及到法律知识,也离不开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标准、技术规范等科学技术方法和环境科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在鉴定方面,普遍存在鉴定成本高、鉴定时间过长、鉴定结果不明确、有些领域无法鉴定等问题,导致举证鉴定难;受损的环境公共利益又缺乏相应的污染赔偿标准,这直接导致了对损害后果的量化难。

(二)嘉定区农村现状及环保数据

经过对我区农村的现况调查,可以归纳出以下基本特征:用地特征:原先以自然村庄“散、多、小”的特征有的已连绵化成线或片,农居与各种工业厂房混杂,群租、乱搭乱建现象严重。农村中还出现了相当多非常杂乱无序的“类集镇”“一条街”。环境特征:大部分农村地区原先的自然地理特征退化严重,河流变脏、环境变乱、环境混杂、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生活、生产污水随意排放,村级河道污染严重。人口特征:两个70%现象:嘉定户籍农村人口28.8万中的70%实际居住在城镇;70%的来沪人员居住在农村,共约70.8万人。[6]

2005年本区推进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以来,制定出台了《嘉定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全区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村庄改造等建设工程稳步推进,嘉定区政协第二重点调研课题组在《关于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因地制宜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建议》中指出:“通过对生活污水处理、安装天然气、环境综合整治、道路整修、拆除违章建筑、整修公共设施、种植绿化、河道整治等项目的建设,农村面貌有所改善。”“长效管理和资金投入缺乏力度……导致有些乡村建管脱节,乱倒垃圾、乱排污水等脏乱差现象时有回潮。

嘉定环保第104期环保简报中收集的数据显示:环境信访:8月,环保局共受理信访件202件,包括来电189次,来信2次,来访3次,网上投诉8件,其中夜间环保应急热线接报信访22件;行政监察:嘉定区环境监察支队共出动监察人员158批次,412人次,监察单位421户次;完成污染源现场监察69户次;立案54件,作出处罚决定45件,罚款272.5万元。嘉定区辐射与固体废物监督管理站共出动监察人员21批次,62人次,完成危险废物类单位监察52户次;立案11件,作出处罚决定3件,罚款17万元。环境监测:嘉定区环境监测站完成污染源监督监测74厂次,项目验收监测31厂次,应急监测1次,完成3家污水厂的监督监测,共获得监测数据7492只。[7]

综合以上数据显示,嘉定区农村群体占据比重较大(见下图),拥有4.1万户农村住户、400多户农业经营单位,针对我区环境纠纷高发、频发的特点,应结合嘉定区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我区环境纠纷调处模式,促进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础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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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借鉴的国内环境纠纷人民调解的模式

近年来,在人民调解立法的引导及民间环保机构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开始探索运用人民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环境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在解决环境纠纷方面起着日益突出的作用。陕西、河北、内蒙古、江苏、广东等省(自治区)均已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与措施。

早在2007年,陕西省柞水县环保局就紧密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环境污染纠纷调处新途径,环境纠纷处理实效明显增强。2009年5月,石家庄鹿泉市李村镇同阁村多户村民因为该村多亩基本田受周边煤场污染问题,采取过激行为跟煤场发生剧烈冲突,要求给予合理赔偿。受理该案后,鹿泉市司法局、环境保护局,依托鹿泉市环保局信访举报中心,成立了鹿泉市环境污染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对重点环境污染纠纷案件进行调处。经过仔细调查研究,制定出了调解方案,合法、合情、合理地化解了双方矛盾。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环保局还邀请了农业部门参与,通过农业专家对农作物生长知识进行讲解,还使企业对污染问题得到了共识。鹿泉市环保局信访办主任表示环境污染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解决环境矛盾的渠道之一,它比其他解决方式更简便,快捷。目前石家庄市各县(市、区)均成立了环境污染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如果遇到环境纠纷,群众可以先向辖区环境污染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调解委员会将引导并帮助当事人依法走仲裁或诉讼程序。[9]

四、嘉定区环境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模式的考量

(一)目前嘉定区环境纠纷的处理模式

目前我区环境纠纷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当事各方自行建立协商体系。协商程序简便、能够快速解决纠纷,利于维持双方当事人关系,缓解司法资源有限的压力和缓解社会压力。在大多环境纠纷尤其是农村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中,协商是一种经济成本最低也是百姓在遭遇环境纠纷时会第一优先选择的纠纷处理方式。然而,由于缺失社会诚信,争议双方往往地位悬殊,达成的协议不能强制执行等原因,在利用协商的方式解决环境损害民事纠纷方面往往收效甚微。二是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调解。环境行政调解是指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权的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进行调解处理的制度。环境行政调解处理不是必经程序,也不是最终程序,环境行政调解处理决定没有强制执行效力。[10]三是当事方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诉讼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可以使环境纠纷得到最终解决,满足环境纠纷主体对实体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但诉讼程序繁琐、专业化程度高、时间长、成本不菲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环境纠纷主体的程序参与权利和意思自治,大部分环境纠纷中,施害方往往实力雄厚,有专业律师为其献计,而不少作为权利受损方的民众维权意识较为薄弱,长期诉讼所产生的经济成本往往也在他们的顾虑范畴之中。

为了应对复杂的环境纠纷,有学者提出了“二一分流”的模式,将不同类型的问题划入不同处理模式,综合运用司法、行政、人民调解的方式,从而真正实现“大调解”从司法到全社会的全面贯通,提高环境纠纷处理效率。

(二)“二一分流”的概念及大致流向的确定

环境纠纷种类繁多,无论哪一类调解制度的完善都作用有限,“二一分流”的方式则能够因应地确定调解方式,综合运用各种方式。所谓“二一分流”是以“金字塔”型对环境纠纷作“二一”式划分:第一次分流称为“大二一”,大部分的一般环境纠纷划入人民调解与环境行政调解中进行解决,需要进入诉讼程序解决的环境纠纷划入司法调解中解决;第二次分流称为“小二一”,进入人民调解与环境行政调解的再分别划入人民调解与环境行政调解中解决。(下图为“二一分流”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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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一分流”模型图可以看出,该模式关键在于确定哪些问题应当由人民调解解决。可由人民调解解决的环境纠纷一般包括以下几类:(1)凡是涉及与环境有关的民事权益的各种小微纠纷,例如,邻里间、居民与小型私营业主间的与环境相关的小微纠纷可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2)解决过程中不涉及环境行政行为的,或者问题解决过程中不可能受到环境行政处罚或环境行政强制的;(3)双方地位悬殊,行政调解可能显失公平的,在当事人双方愿意的情况下可以交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4)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但尚未达到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程度,或业已进行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但法定期内尚未执行、未执行完毕仍引起当事人不满的纠纷,此类问题极为常见,原因不在于行政不作为而是群众缺乏耐心。[11]


问题与解决途径在不断变化,无法创造出单一完美的制度来解决所有问题,但可因应地运用各种方式,例如上文可由人民调解解决的第三类,之所以交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是为了尽可能保障各方心理平衡,然而调解过程中的确需要专业技术、知识支持,这就需要相关部门提供专业数据。因此,在人民调解中引入专家参与,以人民调解为主,专家评审辅助参与,能保证过程公允又不失科学。

五、建立和发展嘉定区环境纠纷调处机制的若干思考

(一)实施层面的完善

1.强化环境纠纷人民调解的人力资源配置

如前所述,部分负责调解环境纠纷的工作人员缺乏足够的专业技术知识,环境纠纷调解不仅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生化专家,还需要对环境法学和民事赔偿具有较深研究的法学专家等相关人员参加。我区环境人民调解组织在收到环境纠纷案件时,可以根据受损程度,结合专业知识与企业交涉,聘请各行业专家为兼职评审员,参与环境纠纷责任认定过程,以提高其公信力。

2.鼓励和引导群众优先使用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表现出广泛分布、快捷方便、不伤和气等特征,在处理环境损害民事冲突中有着其它冲突处理手段无法取代、独特的功能。应该对群众将人民调解手段当成处理纠纷的首要选择加以引导与鼓励。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当加强宣传,向环境纠纷的当事人宣传、讲解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优势,使环境纠纷人民调解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应当为环境纠纷的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提供更多便利,健全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人民调解网络,使该网络遍布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加强信息联络,及时掌握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信息,趁早发现纠纷,把环境损害民事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二)具体配套措施

1.建立专门的环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专门性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是针对一些发生原因类似,类型特定,发生频繁,已经形成专门化和集中处理的社会需求,及其处理涉及公共社会利益,当事人之间力量不对等,需要对弱势一方加以特殊保护或帮助的纠纷而设立的。当事人之间冲突的持续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秩序,而司法程序基于其消极和程序定位,难以积极主动介入此类纠纷,这在具有专业性强、发生地域集中、社会危害大、又同时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的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建立专门的环境纠纷调解组织更加有利于此类纠纷的解决。

我国在消费者纠纷、劳动争议、医疗冲突等特殊的冲突形式中已形成了一套日趋成熟完善的纠纷解决体系。其中,对于医疗纠纷而言,人民调解参与在其中得到不断的实践,并获取了相当的效果与积极的反响。2006年,上海市首次建立专业性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种专门的医疗纠纷调解组织的成立对建立专门的环境纠纷调解组织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司法部2011年5月12日发布的《关于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的意见》中在针对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基本要求中亦指出,一定要表现出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员的特征,对于专业领域与特定行业的矛盾冲突,要通过专业理论与知识,认真地实施矛盾纠纷预防和解决工作,促进事前预防、及时解决、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实现。

2.加强与其他解纷制度的衔接

加强沟通与联系,取得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当代各种专门性纠纷解决机制是针对特定类型的纠纷而设立的,特点是注重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形成民间性、行政性与司法程序相衔接的多元化救济机制。在环境纠纷的解决中亦如是。专门性解纷方式中人民调解与行政性程序、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会提高人民调解的权威性,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

并且,诉讼调解有效衔接于非诉讼调解,可以良好地实施在解决纠纷时人民调解的全程性功能,利于对人民调解方案的司法确认促进对接。特别对于一般环境损害民事冲突中,相比制定一份严重影响了企业与周边农民关系的胜诉判决书,利用人民调解解决尽可能地平衡两方的利益,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3. 构建环境矛盾纠纷多元化处理体系

近年来,针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嘉定区环境保护局也在不断创新执法方式和手段,积极探索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工作机制。目前已与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签订《关于加强嘉定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各方职责,优化工作流程,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并且加强工作交流,针对环境执法中发现的相关线索,总结工作经验不断加强与区公安分局工作联动。[12]

嘉定区环境保护局与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关于部门联动机制的建设经验促进了我区环境纠纷的解决、对发展和完善嘉定区环境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具有借鉴意义。建立行业性、专业性的环境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有助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行政执法效能,未来可尝试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人民调解、刑事司法衔接的大调解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改变各自单独处理纠纷模式,构建环境矛盾纠纷多元、立体化的处理体系。

总之,建立环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不仅关系宏观的司法改革、基本法治秩序的构建,而且更关系到微观权利的维护、人民利益的保障问题,它为公众提供了一种表达意愿、维护自身权益的基本途径,它也促进那些为宪法以及基本法律所保障的利益关系得以现实的维护,为法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王之佳、柯金良译《我们共同的未来》,1997年。

[2]蔡守秋:《关于处理环境纠纷和追究环境责任的政策框架》,《科技与法律》2005年第 1期。

[3]魏玉金:《环境纠纷ADR模式研究》,《福州大学》,2006年。

[4]吕忠梅:《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5]张守增:《开创人民法院调解工作新局面——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答记者问》,《人民法院报》,2004年9月17日

[6]民盟嘉定区委《嘉定农村向何处去》http://zx.jiading.gov.cn/zxta/yxta/content_212400

[7]上海市嘉定区环境保护局,嘉定环保第104期http://hbj.jiading.gov.cn/hbjb/content_314911

[8]嘉定都市网《嘉定区村庄布点(布局)规划(2014-2040)》http://www.jiading.com.cn/article-18352-1.html

[9]廖沅:《我国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研究》,2014年。

[10]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编《环境保护在您身边》,2008年。

[11]陈宇,余乐《环境调解“二一分流”模式的探究》,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12月第22卷第6期

[12]嘉定区环境保护局《优化部门联动机制 共同打击环境污染行为》http://hbj.jiading.gov.cn/zwxx/content_314892